东汉初人口的减耗与前期的回升

1.西汉末东汉初人口的严重损耗西汉末年，统治集团日益荒淫腐朽，在“大兴徭役，重增赋敛”下，“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到了国库空虚，民穷财尽的地步。新莽改制，由于法禁苛烦，使“富者不能自保，贫者无以自存”，“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市道”。在对匈奴的战争中，“数年之间，北边虚空，野有暴骨矣”。西南攻句町，“士卒疾疫，死者什六七，赋敛民财，什取五，益州虚耗”。再加上伴之而来的饥荒疫疾，地皇三年（22年）夏，“蝗从东方来，蜚蔽天，……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饥死者十七八”，在青、徐等州，“民多弃乡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壮者入贼中”，建武二年（26年）当赤眉军二次进入长安时，“三辅大饥，人相食，城廓皆空，白骨蔽野”，人口的严重损耗，使政府著籍的人口数字大大减少，以致“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刘秀初建东汉时，“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鄣塞破坏，亭队（隧）绝灭”，所谓“户口减半”、“裁十二三”虽是蠡测之词，并非确数，但在短短二、三十年间，人口损耗之重，下降幅度之大，却于此可见。
     2.汉光武时期人口的缓慢恢复汉光武帝刘秀，为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其统治地位，采取了一些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的措施。从建武二年（26年）起，先后六次颁布解放奴隶，三次禁止虐杀奴隶的诏令，规定“王莽时吏人没入为奴婢不应旧法者”，以及青、徐、益、凉等封建割据区域吏民“被略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又曾两次下诏“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按其罪，见徒免为庶民”(11)，甚至对一般犯有死罪的，也减刑戍边。并一再发布赐爵命令，对于流亡在外的流民，愿意重新定居入籍者，给予赐爵一级的优待，使大量流民回到土地上来，从事生产劳动，成为政府的编户。刘秀还大规模组织军队屯田，以保证战争的供给。建武六年（30 年），宣布恢复被王莽废除了的西汉“三十税一”的制度。为节省开支，实行精兵简政，下令“有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吏职减损，十置其一”；建武七年（31年），又裁省郡国都尉，遣散地方军队，从而减轻人民赋税、兵役及徭役的负担。以上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人口的增殖。光武帝经过三十三年的努力，到他统治的最后一年，中元二年（57年），增加到户4，279，634，口21，007，820②。这是东汉时期最早的人口记录。其户口数恢复到西汉时的三分之一以上。
     3.明、章、和三朝人口的持续增长明、章、和帝时，继续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从明帝永平九年（66年）到和帝元兴元年（105 年）的四十年间，东汉政府假民公田近二十次,即将国有的荒地、苑囿、山林、川泽租借给流民进行生产，贷给种子、食粮和农具，并蠲免租赋三至五年，于是流民继续不断被安置到国有土地上来。永平十二年（69年），王景与王吴修治黄河、汴渠，河工告成后，明帝将“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为了更妥善地安置流民，章帝建初元年（76年）诏令“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听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大批脱籍流民的重新著籍，使国家控制的人口数字显著地增加了。这一时期，在生产技术上，由于牛耕和铁铧犁的普及，精耕细作的区种法的推广，以及水利灌溉工程的兴建，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时“通肥硗之率，计稼穑之入，令亩收三斛”，比《汉书·食货志》所记西汉的亩产量高出一倍以上。
     为人口的增殖，提供了物质前提。为奖励人口增殖，章帝元和二年（85年）诏：“令云：‘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今诸怀妊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元和三年（86 年）诏：“其婴儿无父母亲属，及有子不能养食者，禀给如律”，也起了促进人口增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