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代人口的推测
《帝王世纪》论及秦初人口时称：“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犹以余力，行参夷之刑，收太半之赋”，同书推论战国人口“尚当千余万”，则秦统一时人口损伤三分之二，岂不已降至四百万以下，又哪来的余力“行参夷之刑，收太半之赋”呢？据《史记·秦本纪》及《六国年表》，自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 312年）至始皇十三年（前234年）的七十八年间，秦破六国兵所斩首虏，见于记载的计百二十余万人，其间长平之战一役，赵国俘虏被秦将白起活埋的即达四十万人。秦军在这次战役中也死亡过半。
如果加上秦军为六国所杀的全部人数，以及始皇十三年至秦统一的十三年间彼此伤亡的数字，因战争而直接损耗的人数约在三百万人左右，占战国总人口两千万的百分之十五，《帝王世纪》所谓“其所杀伤，三分居二，显然是过甚其辞了。《帝王世纪》在论及秦始皇大事征役时又谓：“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除这几项工程本身服役的人数超过一百五、六十万人外，人民为输送粮草而“飞刍輓粟”的“转输”负担也不胜其苦，往往是“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丁男被甲，丁女转输”，在“一罗屯戍，一岁力役”的情况下，每年征发的徭役估计在三百万人以上。秦王朝向人民征收赋税，时人形容其横征暴敛为“头会箕敛”，即按人头收税，以畚箕装取所征的谷物，再加上秦王朝的刑罚又极为残酷，“夷三族”、“诛九族”，以致“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说明秦王朝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已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下去，除滥发徭役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外，人口的自然增殖率也大大降低，甚至会出现负增长。但是《帝王世纪》对秦代人口的叙述，只强调了秦统治者的暴政，及其大事征役的一面，事实上，要正确估计秦代人口的状况，还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1）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辽阔的疆域秦始皇平定百越，使其统治达今浙江南部、福建、两广等地。蒙恬征匈奴，夺回河南地及河套以北阴山一带，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筰（川西南）、僰（滇东北）、夜郎（滇东）、滇（滇池及其周围地区）、嶲、昆明（洱海及其附近地区）等的内附，使秦王朝的领土，包括“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阔范围，在这一比战国远为辽阔的土地上，人口也必然相应有所增加。
（2）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下有利于经济和人口发展的措施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即允许百姓向官府自报占有的土地，国家正式承认并保护封建土地的私有权，这就提高了个体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秦王朝统一全国货币、度量衡、文字及广修驰道，大大促进了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迁徙富豪及徙民实边的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如灭赵后迁当地富豪于临邛（今四川邛崃），使临邛发展成为新的冶铁业中心和新兴的商业城市。破魏后迁富豪孔氏于南阳（今河南南阳），孔氏迁南阳后，继续经营冶铁业，“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以致“家致富数千金”，促进了南阳冶铁业的发展。至于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倘以每户五口计，当为六十万人，原居住的人口尚不在内，使咸阳成为富商大贾麇集的全国的商业中心。秦王朝徙民实边的人数如包括派往边境长期戍守的戍卒在内，总数不下数十万之多，这一实边性质的移民，也大大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及人口的增殖。
（3）秦代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秦代农业生产工具有了新的发展，《淮南子·氾论训》有“为之耒耜耰鉏”一语，“耰”为用于平土的无齿耙，“鉏”是一种除草的农具，对提高农业生产有一定的作用。在手工业上，秦代打破了战国时期城市手工业技术的地方封锁性，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国家已专设“铁官”管理冶铁事业，在集中控制下各地冶铁技术因得到彼此沟通而大大提高了。秦始皇“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可见咸阳冶铜和铸铜工场规模之大。《史记·货殖列传》谓：乌氏倮“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价”，说明当时丝织业生产的普及并已作为商品输出，秦始皇对以贩卖织物而致富的乌氏倮，则“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以至“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秦统一六国消除了封区界线的障碍，商品经济大大地发展了。
由于市场扩大，商路四通，不仅使许多旧的都市恢复了过去的繁荣，并出现了象丽邑（今陕西临潼东）、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琅邪（今山东胶南琅邪台），临邛等许多新兴的都市。秦王朝所实行的以上维护统一的措施和制度，适应当时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的历史形势，开创了使封建的社会经济得以顺利向前发展的新局面。但是秦始皇的所有这些作为都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之上，因而社会生产力和人口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与增长。同时也必须看到秦始皇正是凭借他亲手缔造的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力量，得以实现他穷侈极欲，好大喜功的野心。他所征发的劳役以三百万计，约占战国总人数两千万人的百分之十五。但服役者大多是在苛暴刑法下的“罪人”，在形式上仍不发闾左服役。
秦始皇在《琅邪刻石辞》中吹嘘“上（重）农除末，黔首是富”，在《碣石刻石辞》中，并以“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而自炫，说明当时人力还是有相当潜力的。到秦二世胡亥统治时期，虽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但如将被迫“逃亡山林，转为盗贼”的流亡人民估计在内，秦末全国人口数字仍不会少于战国盛时。
如果加上秦军为六国所杀的全部人数，以及始皇十三年至秦统一的十三年间彼此伤亡的数字，因战争而直接损耗的人数约在三百万人左右，占战国总人口两千万的百分之十五，《帝王世纪》所谓“其所杀伤，三分居二，显然是过甚其辞了。《帝王世纪》在论及秦始皇大事征役时又谓：“北筑长城四十余万，南戍五岭五十余万，阿房、骊山七十余万，十余年间，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除这几项工程本身服役的人数超过一百五、六十万人外，人民为输送粮草而“飞刍輓粟”的“转输”负担也不胜其苦，往往是“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丁男被甲，丁女转输”，在“一罗屯戍，一岁力役”的情况下，每年征发的徭役估计在三百万人以上。秦王朝向人民征收赋税，时人形容其横征暴敛为“头会箕敛”，即按人头收税，以畚箕装取所征的谷物，再加上秦王朝的刑罚又极为残酷，“夷三族”、“诛九族”，以致“赭衣塞路，囹圄成市”。说明秦王朝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与压榨，已超过了社会所能承受的程度。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下去，除滥发徭役造成人口的大量损耗外，人口的自然增殖率也大大降低，甚至会出现负增长。但是《帝王世纪》对秦代人口的叙述，只强调了秦统治者的暴政，及其大事征役的一面，事实上，要正确估计秦代人口的状况，还必须考虑到以下几个因素：
（1）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辽阔的疆域秦始皇平定百越，使其统治达今浙江南部、福建、两广等地。蒙恬征匈奴，夺回河南地及河套以北阴山一带，以及西南少数民族筰（川西南）、僰（滇东北）、夜郎（滇东）、滇（滇池及其周围地区）、嶲、昆明（洱海及其附近地区）等的内附，使秦王朝的领土，包括“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广阔范围，在这一比战国远为辽阔的土地上，人口也必然相应有所增加。
（2）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下有利于经济和人口发展的措施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发布“使黔首自实田”的律令，即允许百姓向官府自报占有的土地，国家正式承认并保护封建土地的私有权，这就提高了个体农民劳动生产的积极性。秦王朝统一全国货币、度量衡、文字及广修驰道，大大促进了各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迁徙富豪及徙民实边的政策，客观上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如灭赵后迁当地富豪于临邛（今四川邛崃），使临邛发展成为新的冶铁业中心和新兴的商业城市。破魏后迁富豪孔氏于南阳（今河南南阳），孔氏迁南阳后，继续经营冶铁业，“大鼓铸，规陂池，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以致“家致富数千金”，促进了南阳冶铁业的发展。至于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倘以每户五口计，当为六十万人，原居住的人口尚不在内，使咸阳成为富商大贾麇集的全国的商业中心。秦王朝徙民实边的人数如包括派往边境长期戍守的戍卒在内，总数不下数十万之多，这一实边性质的移民，也大大有利于边境的开发及人口的增殖。
（3）秦代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秦代农业生产工具有了新的发展，《淮南子·氾论训》有“为之耒耜耰鉏”一语，“耰”为用于平土的无齿耙，“鉏”是一种除草的农具，对提高农业生产有一定的作用。在手工业上，秦代打破了战国时期城市手工业技术的地方封锁性，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国家已专设“铁官”管理冶铁事业，在集中控制下各地冶铁技术因得到彼此沟通而大大提高了。秦始皇“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可见咸阳冶铜和铸铜工场规模之大。《史记·货殖列传》谓：乌氏倮“求奇缯物，间献遗戎王，戎王什倍其价”，说明当时丝织业生产的普及并已作为商品输出，秦始皇对以贩卖织物而致富的乌氏倮，则“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以至“礼抗万乘，名显天下”。秦统一六国消除了封区界线的障碍，商品经济大大地发展了。
由于市场扩大，商路四通，不仅使许多旧的都市恢复了过去的繁荣，并出现了象丽邑（今陕西临潼东）、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琅邪（今山东胶南琅邪台），临邛等许多新兴的都市。秦王朝所实行的以上维护统一的措施和制度，适应当时由分裂割据走向统一的历史形势，开创了使封建的社会经济得以顺利向前发展的新局面。但是秦始皇的所有这些作为都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之上，因而社会生产力和人口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与增长。同时也必须看到秦始皇正是凭借他亲手缔造的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强大力量，得以实现他穷侈极欲，好大喜功的野心。他所征发的劳役以三百万计，约占战国总人数两千万人的百分之十五。但服役者大多是在苛暴刑法下的“罪人”，在形式上仍不发闾左服役。
秦始皇在《琅邪刻石辞》中吹嘘“上（重）农除末，黔首是富”，在《碣石刻石辞》中，并以“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而自炫，说明当时人力还是有相当潜力的。到秦二世胡亥统治时期，虽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但如将被迫“逃亡山林，转为盗贼”的流亡人民估计在内，秦末全国人口数字仍不会少于战国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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