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一个北京家庭的小升初艰辛之路(2)

　　和刘欣的情况略有不同，陈荣为了儿子小升初能进入一个好点的中学，两年前把户口从朝阳迁到了东城。“托了几位熟人才找到可以落户的地方―――北新桥一栋老居民楼里的一对老两口名下。把孩子户口落到他们家时已经是户口簿上最后一页了，前面还有一个西城区的孩子。”令陈荣哭笑不得的是，这个孩子也跟老两口没有亲戚关系，落户的原因很明显，大家都想在升学时能通过户口，避免通过划片或电脑派位等方式被分配到不理想学校。

　　通过迁户口逃离派位“厄运”的办法绝不是陈荣的首创。海淀区教委系统里曾流传着一个经典案例。为了适应划片就近入学，一些名校附近的居民楼格外抢手，该区的招生工作人员发现，在中关村附近的一个居民楼，同一个地址登记了10余个孩子的户口。工作人员入户调查发现，那个地址竟然是一个厕所。

　　小升初的前世今生

　　“我们这么辛苦奔忙就是为了让孩子能进入一个好初中，这样才有机会考上好高中、好大学。”刘欣说，家长们的目的简单而明确，为了迎合规则，只能拼命让孩子多学，多拿证书。“我很怀念我们小时候的小升初，通过统一考试来决定升学去向，哪有现在这些苦恼！”

　　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北京的小升初政策经历了一个从统一考试到择校再到主导均衡的三个阶段。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一中原校长王晋堂对小升初关注多年，在他记忆中，改革开放之后，北京小升初最初实行统一考试，重点学校根据分数选拔。

　　王晋堂回忆，那时的小升初考试就是学生和家长的一场“恶战”。为了让孩子进入重点中学，六年级的学生就已陷入了“题海战”中。“200分的满分，0.5分的差别就能刷掉一大片，激烈的竞争把人们的神经都绷紧了。”

　　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后，在义务教育的理念下，中小学生“就近入学”渐次推行。

　　“事实上，家长对就近入学并不买账。”王晋堂说，为了让孩子能进好学校，家长们拼关系、走门子，使出浑身解数，一些重点学校也开始招收择校生和择校费，而收取择校费的名目也有多种：捐资助学费、赞助费等等。

　　全国各地出现的择校现象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1996年、1997年教育部连续两年下发文件，对各地出现的择校乱收费的问题进行规范治理。与此同时，北京市也在1998年借鉴香港的做法，将电脑派位引入了小升初。

　　王晋堂说，“电脑派位”是将一个区域里的学校招生名额都拿出来平均分配，适龄学生进入哪所学校都是随机的，区域里学校实力有强有弱，到底能进哪所全靠电脑随机派到哪儿。电脑派位出台的目的是为了减轻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刚开始实行的两年，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好景不长。

　　“一方面家长怕把孩子给派到差校去，千方百计要把孩子‘捞’出来，另一方面重点中学不愿意要差生，总是想方设法另辟蹊径进点‘好学生’。”王晋堂说，在这两种力量难以阻挡的情况下，教育行政部门又以适应群众的多种需求开了“择校”的口子：允许学校办英语、数学等实验班；允许学校招收文体、科技等特长生。于是，家长们为了让孩子挤进好学校，开始上奥数班、上英语班，学钢琴、学舞蹈。

　　全民学奥数的“疯狂”终于在2005年被市教委叫停。那一年，针对小升初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市教委出台了多项规定进行规范，先是在家长中具有极强号召力的“迎春杯”奥数比赛被叫停，接着，一些名校举办的衔接班也纷纷被封杀。2006年，北京市的小升初政策又有了更明显的变化，为了限制家长带着孩子到处赶场测试，市教委首次对特长生测试时间统一规定，限制在两天中进行。此外，各种名目的实验班和特长班也提上了停办的日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