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了的知识要想在1个多月内捡起来，并不容易。徐杨兄妹三人向生产队打了招呼，回家复习去了。徐杨的二姐很明智地选择了文科，这也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普遍选择。徐杨说，短时间内，文科复习比理工科的效果要好，但是，当时很多学校根本就没有开设国家规定的历史、地理科目。“所以老三届毕业生考上的多。他们的中学是完整上下来的。”

那年徐杨的大姐已经26岁，在山西毛纺厂担任车间主任，恰巧不在“25岁以下”和“老三届”两项可直接报考的规定之列。而且单位又不同意她参加高考。在太原五中上学时，从来都是第一名的大姐为此哭了很久。

当年12月，徐杨兄妹3人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结果，3人榜上有名：徐杨被山东大学录取，他的二姐被山西大学历史系录取，如今是太原电专教师；徐杨的妹妹被武汉大学化学系录取，如今在广州大学任教。今天，市场上赫赫有名的“蓝月亮”洗手液，就是她的发明。

谈起往事，徐杨还记得，当年，山东大学在山西只招8名学生，全在徐杨他们班。31名学生，年龄结构是从15岁到31岁。31岁那位同学后来成为太原理工大学的系主任。而当时他的孩子已经4岁。

恢复高考的冬夏两季，全国有1160万人参加考试，那也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当年，全国共招40.1万多名大学生，录取比例为29∶1，与今天大学的录取比例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从复习备考到正式考试，全国掀起了一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其间，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师生同考、叔侄同考、夫妻同考的景象，被誉为“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盛举”。

最让杨学为记忆犹新的是，当时经过“文革十年”，国家百废待兴。由于资源严重短缺，如何解决高考试卷纸张，成了当时教育部的一大难题。最后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临时调用原本用于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先行印刷高考试卷。

杨学为认为：“考生报名条件和招生对象的重新确定，改变了过去既看个人表现、还查考生家庭出身的‘血统论’做法，使此前那些低人一等的‘黑五类’终于有机会抬头挺胸、重新做人。此举既扩大了优秀人才选拔的范围，又重新确立了以智力为标准的社会分工体系，还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

32年前的高考亲历者、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说：“恢复高考不仅提升了高等教育质量，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走上健康的轨道，而且在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当时的高考，是在‘两个凡是’还未被打破的情况下恢复的，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成为全国思想解放的先导。”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说：“考试必然伴随着种种弊病，对此的确不能忽视。但在恢复高考制度30年后的今天，某些人似乎更多地看到了考试的弊病，因而患了‘历史健忘症’，甚至又想用‘推荐制’来补考试之弊。我们必须承认，尽管考试是一种有弊端的制度，但目前还没有一种比它更好的、能够取而代之的制度。因此，我们不应因考试的弊病而否定这一制度，而应从改进考试的内容和方式着眼，来改革这一制度。因为对于一个曾经以千万人的青春为代价、狂热地废除过考试制度的国家来说，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考试制度，并不断使之更加科学、合理，更趋完善。”

从教育部考试中心主任的位置上已经退休12年，但杨学为还在不断研究中国千百年来的考试史。因为，作为“过来人”，他目睹了当年恢复高考时全国上下青年人的那种惊喜、激动和兴奋，也看到了此后中国的巨变。他说：“那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时刻在提醒着我们，应当‘珍惜考试’。今天，我们的高考所要做的是，如何科学准确地测量出考生的才学，以何种方式让考生考得更好，而不是取消考试，或者否定考试在人才选拔上的历史作用和重要地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樊志民教授认为，恢复高考，并不只是简单意义上的入学考试的恢复，它还恢复了公平与公正，实现了整个社会理性的回归，为一切纳入规范化，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及人才基础。

正如樊志民所说，恢复高考揭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8年冬，当徐杨在山东大学“补习”曾经逝去的青春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胜利闭幕，中国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历史，像一位垂暮老者，正在慢步向西走去，但依旧清晰的回声，不断地向今天走来。在新中国60年的气候年鉴里，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

60年教育纪事:恢复高考 牵动历史的制度变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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