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高三的第一个真正的较量很快来临了。
第一学期的期中测验,一次我们认为已经准备好却被杀得惨不忍睹的考试。我们的排名就如同老师先前所预言的那样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班里许多从前就名不见经传的同学如同一匹匹的黑马,一下子让大家大跌眼镜。起起浮浮,蹿上滑下之间,许多人开始变得实际起来。北大的校门的确艺术得够格,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在那儿感受高雅的,粥少僧多的尴尬让每个高三学生在现实和梦想的巨大落差前狼狈不已。
我是那极少数仍抱着幻想不放的人。请注意我用的是“幻想”一词,也就是那种在当时看来是觉得不可能实现的事,按理说,我这种在高一高二不争气地徘徊在二三百名之间,而在高三已过去四分之一,却仍是保持小幅盘长势头的人对复旦这样一所全国顶尖的学府是不应该再产生任何幻觉的。可是天晓得我当时怎么就会有如此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固执地抱着“每考一次,前进50”的念头,痴痴地盘算,傻傻地得意。
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正是由于当初自己那种吓人的乐观,才有了执著下去的动力,才使绝对不可能的事逐渐地一步步实现出希望的曙光。
用残酷的事实去挫败年轻人原来就不堪一击的脆弱的自信,是高三向我们抛出的第一道杀手锏。
心理防线的牢固程度是能否在这场战争中战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执著得有些傻气的劲头竟有如此大的魔力,只是一味地坚持“复旦”那个守了11年的抽象名字,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要用什么样的代价去交换这个儿时就有的美丽的概念,只是紧紧地跟着它,一遍遍地默念它。
我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用自己的狂妄换来了一丁点儿的优势,其实我没有意识到,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我去找班主任谈了一次,那个长得娇小可爱的女人味十足的老师一见我就柔柔地说:“这次考得不错,下次保持,华政可以冲一冲。”我到现在还想不通自己当时怎么就那么斩钉截铁,胆大妄为:“我要考复旦。”一向淑女气十足的老师竟也掩饰不住得张开了“O”字形的嘴巴,好在她很快顾及到我的感受,继而柔柔地说:“那你可要再努力一些啊。不过,有希望的,有希望的。”我傻傻地咧开嘴笑。桌上有一束玫瑰开得正艳,红得像要滴出水来,朝气蓬勃地向上舒展着。阳光斜斜地射进来,照得初秋的办公室里一阵暖意。
现在想起来,那个老师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给了我多大的动力。且不说她的话里到底有多少肯定的成分,但那句“有希望的”却如同一盏明亮的花灯,在接下去的日子里始终不远不近地悬在我的脑子里,连带着那天桌上玫瑰香甜的味道,让我觉得整个人都暖和了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开始变得越来越平淡,越来越简单,单一的重复。
每天早晨,我气喘吁吁地冲进那间坐得扑扑满的教室,放书包,拿练习,开始演算。那一日一日相似却又不太相同的日子现在想来已经抽象成了总是写得密密麻麻的草稿纸,黑板上一直擦不干净的公式、习题,老师一句句发自肺腑的叮咛和永远漂浮在空气里的窸窸窣窣的粉笔屑。
男生们的头发总是乱蓬蓬地一根根杵在那儿,女孩子们所有漂亮的衣服都被简化成了整齐划一的清一色的校服。我们偶尔也会从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乱七八糟的纸堆里抬起目光涣散的眼睛,瞅一眼黑板上新近抄写出的交多少钱,买什么书之类的歪歪斜斜的通知。日子就这样在平平淡淡的点滴中流走。
班里同学的幽默细胞在这种单纯的环境中被训练得异常尖锐,任何一点细枝末节的小事一旦被抓住了,就立即被夸张地扩大再扩大,然后引来全体的轰动。某作家的一篇关于“放狗屁/放狗屁/放狗屁”的文章,竟然引来了全班同学拍桌子笑、拆桌腿敲打的疯狂举动。老师说,这是一种高三综合症的表现。因为我们的生活太单一了,因此,任何一点儿能激得起涟漪的东西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可估量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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