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度收缩假说提出之后,理所当然地要受到人们的猜疑,设法用实验进行验证,才可看出长度收缩是不是真实的效应。1902年瑞利提出,长度收缩可能导致透明体的密度发生变化,从而
(10
−4)
2≈10
−8的量级,但是用光学的办法还是足以察觉的。瑞利亲自做了实验,他用水和亚硫酸氢碳作媒质,实验精度可达10
−10,然而不论是中午还是黄昏,都未观察到双折射。两年后,美国的光学专家布雷斯(De Witt Bristol Brace,1859—1905)以其精湛的实验技术重复了瑞利的双折射实验。他取一根横梁置于天花板与地板之间,横梁可沿垂直轴自由转动,梁上有一长4.13米、宽15厘米、深27厘米的水槽。光在水中往返通过数次,再送入特制的偏振仪观察。如果光束有极为微小的双折射,就可以从光的强度比较中察觉。灵敏度达10
−12—10
−13。但是,他也没有观察到双折射。
看来,长度收缩假说还未能完全弥补实验和理论之间的裂缝。类似的实验还很多,例如:特劳顿和诺布尔(H.R.Noble)的电容器扭矩实验未能观察到电容器的扭转;洛奇的磁流实验未能观察到磁场对光速的影响;特劳顿和兰金(A.O.Rankine)的电阻实验未能观测到电阻因“长度收缩”而变值,等等。这迫使理论家进一步作出假设,例如,假设电容器悬丝的弹性也会随运动速度作相应的改变;假设组成物质的带电粒子也按同样的比例收缩,……,这样就可以在保留费兹杰惹−洛仑兹收缩假说的前提下解释上述零结果。
这些煞费苦心的修补工作引起了思想敏锐的物理学家深思,迫使他们作出最概括的结论:“以太只是一种人为的惯性坐标系,”(Cunningham,1907),以太是不可能探测到的,长度收缩也是不可能探测到的。这一切都为狭义相对论的诞生预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