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刘大姐回忆,有一次看到这帮年轻人,顶着酷暑帮瓜农将车子推到小区指定地点销售,自己深受感动。
小田天天在小区里巡查,孩子们也和他混熟了,每次看到他和其他穿制服的同事,都会喊一声“警察叔叔好”,偶尔还顺带敬个礼。
这声不经意的错喊,让这个大小伙子百感交集:“和孩子们说话时,队员们都是尽量让自己和蔼一些,如果孩子在处理现场,尽量不让他们看到冲突的一面。”
有些商贩一眼就能把新城管队员“拎”出来
在基层执法期间,法学硕士沈黎红的工作就是沿着庐州大道,一遍又一遍地来回巡查。每天面对的是同样的人、同样的事,每天从零开始,重复着一句话。可是,前脚刚走,小贩跟着又回来了。小沈纳闷,这不是在做无用功吗?小沈很无奈,甚至有点绝望。
有一次,小沈在南京路上劝导流动摊贩,双方僵持起来,对方就是不撤摊,回头一看,几十名光着膀子的农民工兄弟围了上来,脸上写着不解甚至愤怒。小沈一下就蒙了。“那一刻,空气中只剩下‘嗡嗡’的空响,我最想听到的就是‘皮卡车’的喇叭声,希望老队员们快点赶到。”
这一回,小沈是幸运的,队长及时赶到解了围。可某些时候,他们只能败下阵来。有些老队员委婉地道出了年轻人的不足:“还不熟悉工作环境和工作技巧,有时候心太软。”
法学专业出身的王文峰曾经看守一个工地的路口,有一次,一辆农用拖拉机正从眼皮底下开了出来。“已经是中午了,大家都没吃上饭,我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小王心疼这些农民工兄弟,就让驾驶员简单地清洗了一下轮胎,然后放行。“拖拉机一上路,我就后悔了,刚刚扫完的路面一下子被掉下来的泥土弄‘花’了。”正巧赶到的队长把小王结结实实地训了一顿。这还不说,大中午的,几个上了年纪的环卫工人重扫了一遍路面。
在这座城市里,新队员脸上的学生气和鼻梁上的眼镜时刻都在提醒着别人,有些眼光老辣的商贩一眼便能把他们“拎”出来。“我们不是很怕他们,他们毕竟是刚来的。”一位饮食店的老板笑嘻嘻地说。
光凭着“可爱的固执”和一副“菩萨心肠”,未必能让所有的执法对象都买账。跟随新队员的执法过程,记者发现,他们的一百句好话,往往顶不上老队员的一声吆喝。
“文明执法真的很难,那只是一种理想状态。”一位新队员忧心忡忡地表示,“这样下去,有一天我也会那么做。”
“不采取强制措施,解决不了问题。”一位老队员语气坚决地告诉新队员。“小商贩也分两种,有的是迫于生计,违规经营;有的却是欺行霸市,甚至和黑恶势力有关联。”这位老队员不留情面地指出:“新队员往往把所有人都想得很善良。”
“有些时候,问题的症结并不在我们身上,而与体制有关。”王文峰在执法中常常遭遇这样的尴尬——当他劝导别人不要在此经营时,对方反问,该在哪里经营?那一刻,小王不知如何作答,因为他并不能代表规划部门的意见。
城市的发展需要整齐划一的市容,弱势群体的生存更需要一定的空间,这样的矛盾,不仅仅是提高执法水平就能解决的。“我们没有审批权、规划权,只有执法权,和小商小贩打交道最多的却是我们。”一位老队员无奈地说。
“新招的这批孩子,前途不可限量”
通过总结几个月来的得与失,高学历城管队员们开始反思社会对于自身的真实诉求,以及自己对于社会的现实价值。
“每天早上看到干净的街道和整齐的店铺,就很欣慰。”王文峰坦言,没有城管的街道真是不敢想象。不过,为了这条街道的秩序,在过去的3个月里,小王只休息了3天。
上岗以来,沈黎红时常翻起第一天报到时写下的日记:“远远地看到一片蓝白相间的简易板房掩映在绿树丛中,心中多少有些失落,头顶国徽,身扛肩章竟然会栖居于如此简陋的办公环境里。”
有一段时间,小沈去区里送材料,每次路过检察院和法院门口,心里就特痒痒。“我也过了‘司考’,可是怎么就穿上这种颜色的制服?”小沈心里有些不甘。
除了失落,还有委屈。对小贩们执行“暂扣”的时候,挨骂、挨打是家常便饭。法学硕士方辉在巡查一家“店外店”时,被店主冷不丁地咬了一口,胳膊上留下一圈牙印。
“受点皮肉之苦小意思,可是有些媒体不管三七二十一,板子最后都打在我们身上。”一位新队员对有些报道颇有意见,“城管打人是新闻,城管被人打就不是新闻了吗?”
城管工作的确是媒体的兴奋点,尤其是高学历城管队员。不过,他们的存在,不仅仅为了提供媒体的素材、饭后的谈资,更大的价值在于能否解决城市管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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