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奠基中国：1952年完成我国高校院系调整

　　1952年院系调整

    原教育部部长 何东昌

    我从解放初期就在高校工作，这里谈谈个人对1952年我国院校调整的一点看法。

    解放初期，我国为实行“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改造，高等教育急需培养这方面的高层次人才，为此，我们对旧中国的高等学校进行了调整和改造，并借鉴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验。

    当时，清华大学为了建成多科性工业大学，文学院、理学院都调到了北京大学；航空系、地质系、化工系等，为了建设航空学院、钢铁学院、地质学院、石油学院等也调走了；有的教师为支援大连海运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等也调走了。当时，大家的思想都是为了国家工业化，使国家尽快富强起来，所以都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调动，离开清华大学，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可以说，在当时阻力不大，也没有争论，院系调整很顺利地就完成了。

    院系调整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几年间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有一定的失误，概括来说，成绩有以下几个方面：确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性质是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在政治方向上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国家建设需要扩大了高等教育总规模。调整了高等教育的结构，从1952年到1957年，在学校的类型、层次、地域分布上都比以前合理，还开设了一批当时国家建设急需的新专业，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开设了电子计算机、半导体、自动控制、无线电、原子能等新科技专业，培养了一批新中国尖端科学领域的科学技术人才。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学培养人才的经验，提高了人才培养的质量。继承了解放前我党在解放区办教育的优良传统，形成了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特色，如我党始终注意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和党团组织建设；把政治思想放在首位，并努力渗透到业务中去；注意学生全面发展；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等，这些都与苏联大学的做法不同，有我们自己的特色。

    解放初期，我们面临巨大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国家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绝大多数干部刚从农村进入城市，缺乏工业化建设的实际经验，因此只能向苏联学习。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取得以上成绩，实属不易，方向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其中也确有不少问题。最大的缺点是统得太死，如过分强调高度的集中统一，地方特殊性照顾很少，高等学校主动权也太少，不利于学校因校发展和办出特色；没有多学科性的综合大学，专门学院过于单一，不利于新学科、新科技发展；人才培养只注意一种模式，过于呆板划一，实行的是统一专业设置、统一教学计划、统一教学大纲、统一教材、统一教学过程和统一教学管理，这不但妨碍了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利于因材施教，培养拔尖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