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因何东渡日本？

　　雍、乾间学者, 黄宗羲的学术传人全祖望最早提出黄宗羲东渡日本｀乞师说＇．南明鲁监国政权临近覆亡之时, 曾数次遣使日本, 乞师求援, 全祖望认为黄氏参与其中一次｀乞师＇之行: ｀是年 (顺治六年) , 监国由健逃至翁洲, 复召公 (黄宗羲) 副冯公京第乞师日本, 抵长崎, 不得请, 公为赋《式微》之章以感将士＇． (《鲒埼亭集》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近世学者梁启超则持｀避仇说＇．梁氏考订黄宗羲东渡日本的时间在顺治元年．这一年, 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 阮大铖重新得势, 便重修旧怨, 大肆报复复社人士发布《南都防乱公揭》事．由於黄氏在《公揭》上名列第二, 所以必然要遭阮之迫害．这就出现｀避仇＇日本之举 (见《饮冰室文集》之四十《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 ．

　　当代一些学者认为, 黄宗羲日本之行确为｀乞师＇．第一, 黄宗羲本人之著述中虽无明确记载是否参与日本｀乞师＇之行, 但从其《避地赋》和《日本乞师记》中仍可找出不少证据．《避地赋》叙述他渡日本的路线、情景和感想．谈到由於日本当时｀销兵忘战＇, ｀粉饰隆平＇, ｀风俗侈汰＇, 而致使东行毫无成果, 不得不｀返旆西行＇．《日本乞师记》也谈到, 日本｀承平久矣＇, ｀多忘武备, 岂肯渡海为人复仇＇．这说明黄宗羲日本之行是为乞师复仇, 而非｀避仇亡命＇, 只不过是未达到预定的目的．第二, 黄宗羲力主｀乞师＇．鲁监国政权｀乞师＇之举, 当时曾引起异议, 兵部尚书余煌指责此乃｀为吴三桂乞师之续＇, 黄氏等人则斥余之见为｀书生之见＇．他说: ｀尽忠义士, 苦思穷计, 俱出於万不得已, 若徒以利害相权如余煌者, 真书生之见也．＇ (《行朝录》卷八《日本乞师记》) 正惟黄宗羲主｀乞师＇, 加以他抗清复明之决心, 在廷堂之上锥击仇人和发布讨阮《公揭》那种遇事敢作敢为的性格, 以及从亡国臣的身份, 是完全可能应召或主动请求东行乞师的．第三, 除经全祖望｀始考得之＇的史料外, 尚有不少明清文献可证黄氏参与｀乞师＇．如与黄氏同时代的浙东人周容所撰《浮光杯记》、与黄氏同时代的浙东人周容在为抗清营垒中的密友高宇泰所撰《雪交亭正气录》中, 所记乞师日本的某些事, 与黄氏《日本乞师记》所记略同．此外, 还有被史学界公认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海东逸事》 (明末遗民翁洲老民) 、《鲁之春秋》 (李聿求) , 《国朝汉学师承记》 (江藩) 、《国朝先正事略》 (李元度) 等均载有黄宗羲与兵部侍郎冯京第｀乞师＇日本之事．至於黄所遗著述中为何无参与｀乞师＇的明确记载, 学者一般认可黄氏裔孙黄炳垕的揣测: ｀抑其时忌讳甚严, 欲使起军、从亡、乞师诸大案泯没其迹, 以避无妄之灾耶? ＇ (《遗献梨洲公年谱叙》)

　　另有部分学者则认为, 黄宗羲有｀避仇＇日本之行而决无｀乞师＇日本之举．梁启超曾反驳全祖望的｀己丑 (顺治六年) 乞师说＇, 指出当时鲁政权为武将把持, 黄氏深感抗清之志难伸, 遂於顺治六年秋以清廷要｀录其家口＇为由愤然出走, 潜归故里, 黄氏既已作出这样的抉择, 何以时隔不足两月, 却又返向舟山奉使日本? 这在情理上讲不通．如此轻於去就, 观黄氏一生行事也全然不符．因此全氏所断言的这一年黄宗羲日本｀乞师＇是不可信的．不少学者认同梁氏的分析, 并指出全氏之考辨有不少难以自圆之处．如全氏据以判定黄之东渡日本时间的｀冯京第两度乞师日本＇之说, 虽屡见於他的《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冯京第墓碑》及《浮光杯诗注》等文, 但未见他指出立说的史料来源．而且同书与《张苍水年谱》述及冯京第东渡日本之事, 却仅有顺治四年一次, 而无顺治六年二度乞师之行．因此, 在未找到确凿依据之前, 不能轻信全氏｀乞师说＇．而较为可信的正是黄氏本人所作的《避地赋》．因该赋叙述的是黄宗羲现存遗著中唯一涉及自己东行日本的文字．赋中对｀避仇＇的时间 (被阮大铖斥为党人之时) 和原因 (阮大铖缉捕《公揭》签名者) , 为避党祸的交待是比较明确的．如赋中所云: ｀遂狺狺骂为党人兮, 祸复丛夫俊及．……我亦何罪何辜兮, 窃独罹此横流＇．再从该赋写作的背景来看．此赋大约作於康熙十三四年间 (１６７４—１６７５ 年) , 当时, 正值三藩乱起, 波及浙江．为避兵祸, 黄氏奉母转徙四方．抚今追昔而作此赋, 对入清以来的３０ 余年间自己的避地生涯作了如实的书写．昔之避党祸, 此时避干戈, 今昔之事相联系, 正说明当年东行日本｀避仇＇之事是肯定无疑的．

　　｀乞师＇与｀避仇＇两说孰是, 至今未有定论, 另有学者对两说均持｀存疑＇态度 (如谢国桢之《黄梨洲学谱》和一些日本学者) , 更是加深了人们的疑惑．看来解此悬案, 殊为不易．(金泽民)